本报记者 何晓亮

??? 一届南非世界杯，让英利成了聚光灯下的明星，而性格鲜明、人人有“故事”的管理团队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其中，就包括首席技术官宋登元——一名总是带着淳朴、和善微笑的冀北汉子，一位总待人生下一次起航的探索者。

　　柴油灯下考出的第一届大学生

　　1978年2月，河北省张北县大河公社的黑山沟子村。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孩来到村头坡上的小学校门口，将手中的书信交给那个等待多时的青年人手中。信封上写着“河北大学录取通知书”。

　　这是根据宋登元对当年的回忆所想象的场景，其实就连他自己也有些记不清细节。但是，那个乍暖还寒的初春，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份，对于千百万与宋登元一样的年轻人而言，是他们一生都无法忘记的。

　　因为中国高考制度，恢复了。

　　1975年高中毕业之后，响应上山下乡号召的宋登元从老家张家口市插队到张北县。当时坝上地区远不是今日草长莺飞的旅游胜地。这里不仅海拔突然提高500多米，而且气候恶劣，一过10月便进入冬季，农业生产困难，生活条件异常艰苦。

　　知青的生活忙碌而艰辛，但生性爱好钻研、琢磨的宋登元，一直没有丢弃过看书学习的习惯，还经常利用自己无线电方面的特长，帮助老乡修理收音机。一年以后，村里小学缺少老师，为人和善、写得一手好字的宋登元便被村民推荐上岗。

　　“民办教师当时是好工作啊，每月补贴4元钱，又少下地干活。”其实，对于宋登元来说，教师工作的最大好处，是让自己有了专心做“书生”的“特权”，也为不久后应考文革后的首届高考创造了环境。

　　1977年10月，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对于参不参加，宋登元自己当时也没有想好，“但看到别人都去了，觉得自己水平不会比他们差”。复习准备的日子是艰苦的，每天几乎通宵的复习，白天还要给孩子们上课。由于村里没有通电，也买不起煤油和蜡烛，宋登元就向大队借农机柴油灌进煤油灯里。结果，第二天常常被熏得一脸乌黑。

　　两个月以后，骑着向老乡借来的旧自行车，宋登元冒雪奔向几十公里外的考场。那时的他，不会想到，自己也奔向了命运的转机。20多年后，当他在河北大学的档案里看到自己当年的高考试卷时，不禁感慨万分：那不是一场普通的考试，而是一个国家新时代的曙光。

　　澳洲大学里“低调”的中国人

　　河北大学微电子专业毕业后，宋登元以优异成绩留校任教。日常教学之外，爱好广泛的天性，让他开始搞起一系列范围广泛的研究，其中不乏在今天仍算是尖端热门的技术。用现在的流行话说，真是相当“穿越”。

　　“80年代我就涉猎激光掺杂技术和MOCVD砷化镓外延技术，90年代陆续发表了有机太阳能电池、薄膜太阳电池、超晶格半导体器件、LED平板显示器、裸眼3D电视、蓝光激光器等相关论文近百篇。”宋登元说。

　　这些前沿性的研究范围，为日后他在光伏领域的研究做了积累与准备。多年后在澳洲留学期间，看到其他同学的研究受阻于激光掺杂时，宋登元忍不住告诉他们，这些是自己20年前就搞过的东西，“可以去看看我发表的论文”。

　　尽管工作、生活看上去挺丰富多彩，但囿于资金与设备条件的限制，宋登元总能感觉到自己心中的匮乏与渴望。

　　就像高考一样，机遇确实并且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从80年开始，国家陆续向海外派遣公费留学生。1985年，河北省开始组织本省院校的优秀学者出国进修。英语基础不那么好的宋登元，再一次拿出柴油灯下苦读的精神，抓住了机会。1990年，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微电子学实验室的一位教授，阅读了宋登元在激光掺杂方面的文章之后，向他发出了邀请函。

　　初到国外，宋登元保持着中国人特有的谦逊。当然，用他自己的话说，“资历不够深，心里有些虚”。但很快，这位“低调”的中国人就开始让老外刮目相看。除了厚积薄发的科研能力，在与导师一同进行试验室建设的过程中，他的勤奋和机敏也为大家所称道。

　　异域的生活，给宋登元带来的，不仅是新奇，更多是感触。他也从那个时期获得了很多关于如何进行科研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的启迪。“首先必须承认国外的研究条件确实优秀，当时像集成电路三维计算机设计系统等玩意，国内哪儿见过”。其次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能够及时、直接地阅览世界各国最新的研究报告和论文。而国外自由、人性化的教育机制，也令他赞赏——学生没有固定的教室，各院系的课可以互相旁听，学生的成绩都是保密的。“第一次看到校方发来的信封上标有confidential（机密）这个词时，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什么国家机密，谁知道只是自己访问学者职位的确认信。”

　　回国前，宋登元给自己买了个25英寸的东芝彩电，一台索尼音响。他开玩笑说这才是第一次出国最实惠的收获。问及当初为何不像大多数人留在澳洲时，他说：“国家需要我们这样在国外长了见识的人。”

　　老兵新传再启程

　　2000年，已经是河北大学自动化系主任和教授的宋登元，又一次如当年那般，有了头碰天花板的感觉。“身边的研究水平和条件也就如此了，觉得再往前走，就是退休了。”

　　于是，宋登元决意二赴海外，而念旧的他再次选择了澳洲，来到了新南威尔士大学。因为他觉得新能源技术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光伏技术实验室，有世界太阳能电池之父——马丁·格林。

　　二次出国，宋登元自信多了。当时马丁·格林想用氧化锌薄膜与硅一起制作廉价的异质结太阳电池，让他去做这个项目。结果宋登元毫不客气，三下五除二，半年就做出了光电转化率8.2%的成绩，而当时世界水平才6.9%。

　　“他很吃惊，但怎么说我也是研究这么多年的教授啊，哈哈。”宋登元笑着说。

　　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和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宋登元以研发科学家的身份加入到马丁·格林第三代光伏电池的研究项目中，领导了超高效率量子点太阳能电池项目里难度最高也最有前途的碳化硅介质中嵌入硅量子点的新一代电池研究。很快，宋登元领导的项目组取得了巨大进展，成果多次发表在国际著名刊物《应用物理快报》、《应用物理》和《太阳能材料与太阳能电池》上。

　　也就在这期间，宋登元的人生再次与改变相会。只不过这一次，他遇到的，是一个人——英利集团董事长苗连生。

　　2005年10月，在上海的一次光伏国际会议上，宋登元第一次见到了苗连生，相谈甚欢，苗第一次提出了邀请。一年以后，正值美国上市前夕的英利，CTO职位出现空缺。苗连生再次力邀宋登元。“苗总告诉我，你是我最希望的人选。”但是，面对导师马丁·格林同样恳切的挽留，宋只好将自己与英利的机缘再次推后。

　　2009年初，当苗连生的电话再次打来时，马丁·格林的项目也接近了尾声，秉承忠义两全的宋登元终于可以点头答应。

　　如今，在英利，宋登元获得了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自由和空间，也开始书写人生又一新的篇章——光伏技术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英利。在他看来，中国光伏在应用研究领域已经世界领先。但是在最基础的前沿研究和最具原始创新的创意方面，有较大差距。原因之一便在于，作为新兴产业，之前国家对于太阳能光伏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领域的支持并不充分。

　　“因此建设好实验室与整个行业息息相关。它是国家牵头建立起的一个开放的研发平台。通过原始创新、技术孵化、成果应用转化等方式，用技术去支持全行业的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作为国家重点试验室的负责人，宋登元这样诠释了自己的职责。